“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
670个温州弃婴北上河南求生
2008年，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的档案室内。
外面的阳光渗进档案室内，飞尘在光线的照耀下，忽起忽落。
年轻的女记者林倩看完许多档案材料，问曾在温州教养院(福利院前身)工作的李阿姨：“你还记得自然灾害时那些孤儿的事吗？”
李阿姨：“记不清楚，只是觉得突然来了很多孩子，到处都是哭声……”
这是导演陆建光新拍电影《血缘》中的一个片段。
影片中的女主角林倩是温州当地报社的记者，她不断帮助50年代被送到河南抚养的温州弃婴寻找亲人。
而影片中的李阿姨，陆建光说，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是温州一个叫李根程的老人。
他顿了一下又说：“她也是一位孤儿。”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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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一天，阳光如同往常扫过那个位于杭州左家新村的陆建光家。
那天中午，他看到一条新闻：一个温州家庭在50多年前遗弃了一个女孩，父亲临死前要儿子重新找到早年遗弃的妹妹。
故事的最后，儿子找了很多年，最终在河南找到了父亲说的那个“妹妹”，但通过DNA的比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妹，但他们仍要继续相认。
“找不到了，就不找了，这样不也挺好。”陆建光对新闻最后的那句话尤感深刻。
“看了以后，我就记在心里！”2007年春节，陆建光发现温州有着大批这样的寻亲故事，很多跑来寻亲的河南孤儿都会说，自己是从温州出去的。
“这些有关遗弃和寻找的寻亲故事都非常戏剧化，矛盾冲突极强。”谙熟好莱坞剧情的温州人陆建光决定，拍一部有关温州孤儿寻亲的电影，初定名《血缘》。
5万弃婴北上求生
在电影筹拍的过程中，一段大规模的温州婴孩北迁旅程被陆建光慢慢揭开。
1960年前后，食品极度匮乏，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将孩子丢弃。在上海孤儿院最多的一天收到108个弃婴。各地儿童福利院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福利机构已无力抚养。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之后，做出了更加有力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送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很快，内蒙古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
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到处寻找其他栖身之所。这一路北上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多年人们估算，是5万人。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陆建光掩卷思考。
筹拍电影的那些夜晚，陆建光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个隆冬的深夜，冒着蒸汽的火车朝北飞驰，孩子的哭泣声穿透黑夜。
其中有670个是温州孤儿
在5万北上求生的弃婴中，究竟有多少是温州的？这些温州弃婴北上的目的地又是哪里？一个巨大的疑问在陆建光的脑海中形成。
这个谜直到温州老人李根程的出现才被解开。
温州市为支持导演拍摄，特地给陆建光办了一次温州孤儿座谈会。
在那次座谈会上，陆建光遇到了70岁的李根程。聊天中，陆建光才知道，李根程老人当年也是一名孤儿，被温州孤儿院收养后就一直留在孤儿院工作。
那场见面会上，李根程给出了一个数据，从1957年到1960年底，她护送了670个共11批婴儿到河南求生，主要是到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偃师三地。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李根程说。
遗失的身份档案
现在这些孩子到哪里去了呢？
2010年9月28号的中午，雨下得很大。温州市上吕浦社区一栋老房子的5楼，李根程家中。
老人蹲下身拉开一个红木色的抽屉。她艰难地从抽屉最底层拿出60个纸袋，袋子上写着“温州市儿童教养院婴幼儿材料袋。”
这些泛黄的袋子全部用旧报纸糊成，正面写着“孤儿姓名、收容日期、离院日期”，背面则是糊着的人民日报，报纸上的新闻显示了这些袋子的制作时间：“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3年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指1959年至1961年，也称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饥荒、大跃进饥荒)
“当时教养院送一批弃婴到河南，就保存一批他们的身世资料。”李根程说，到文革时，这几百份温州孤儿档案丢得只剩下60多份。
身世档案的丢失给以后孤儿寻亲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国家的孩子
在客厅的沙发上，李根程翻看着一本当年温州儿童教养院留下来的孤儿收容登记簿。
她边看边指着孤儿收容簿上的名字说，60多个弃婴里，只有几个人有真实的出生年月。“假的远比真的多”。
之后的那些岁月里，李根程总对那些千里迢迢来寻亲的人说，“你们很多人的出生日期是1号、10号、20号，这些出生日期都是假的，没有那么凑巧的事情，都是工作人员之后给你们填的出生日期。”
老人手中的那本模糊不清的孤儿花名册上，假的不仅仅是出生日期，还有孤儿们的名字。
在政治当先的那个年代，孤儿的姓紧跟领袖的姓，意思是孤儿都是领袖的子女。56年姓朱，57年姓刘，58姓周……朱是跟朱德，刘是刘少奇，周就是周恩来了。于是，就有了周柳桂、刘中华、周国庆这样的名字。
陆建光说，当年这些弃婴都被叫作“国家的孩子”、“党的儿女”，国家养育了他们。
一天收养十五六个弃婴
回望53年前的1957年，李根程说，这一年她很忙。
当年，她17岁，在温州教养院管后勤。
一天深夜，李根程见到，一个穿白制服、蓝裤的警察抱着一个襁褓敲门。又是一个弃婴。
“最多的一天，教养院可以捡到十五六个弃婴，高峰的时候教养院收留了250多个弃婴。”李根程说，多数弃婴是女孩，50个孤儿里面只有一两个男孩。
“这都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陆建光说。
一下激增这么多的孤儿，让这个小小教养院承受不住。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
“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1957年的一天上午，教养院的院长对李根程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和河南当地政府联系好了，准备把一部分弃婴送到河南去，那边有吃的，也有人养。”
陆建光查阅那段历史资料后发现，当年河南洛阳等地由于办重工业污染比较严重，导致很多市民和农户都无法生育。所以，这些河南父母领养孩子的愿望强烈。
收养孤儿的家庭首先要填一份领养申请书和一份领养保证书，然后再寄给儿童教养院审核。
在一份1957年的领养保证书上，一对来自河南的养父母写道：“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蓝色的钢笔字力透纸背。
北上的旅程就这样启程，第一批50个孩子被送到河南洛阳。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那时浙江的人们坚定地相信，北上才有生路。李根程也相信，上海会有吃的。
1957年的秋天，天没放亮。温州儿童教养院门口，十几个女人拿着大袋大袋的行李走了出来。一个行李就装着10个痰盂、10份口粮、还有换洗的衣物。“四五十斤重。”
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婴儿们早早被换上了新的衣服，深蓝色的底子上有梅花的图案，都是教养院的阿姨缝上的。
一个指头长、标有姓名和代码的白纸条被别在婴孩的衣袖上。河南收养的父母那边也有同样的号码。到时候，号码一对就可以把婴儿领走。
坐长途车从金华到上海需要一天，一个阿姨要管10个婴儿。来到上海这个中转站，李根程和孤儿们要在这休整一晚上。
“上海孤儿院是旧时代教堂改造的，很大，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坐洋车上下班的，孤儿院收满了婴儿，有江苏来的，有安徽来的，哪里的都有。他们的设备也先进，衣服丢进机器里，一拿出来就干了。”
但17岁的李根程不知道，昔日的十里洋场上海，也已经断粮。
一份《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清楚地表明，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无库存。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当年被送到河南三门峡抚养的弃婴在寻亲
向北，向北，越走越冷的路
离开上海的火车一路向北，继续前往河南洛阳。
李根程往外看去，窗外雾已成霜，天气越来越冷。南方的孩子受不了北方的天气，一路上，她忙着给孩子换厚衣服，“很多孩子路上生病感冒，还好有医生随行。”生病的孩子直接就在火车上医治。
上下火车的时候，车站永远是最混乱的。
李根程说，河南很多人没有孩子，他们第一次送孩子去洛阳时，刚走出洛阳火车站，就被人群围住了，求子心切的人们抢走了3个婴儿。
后来，军队来人了，军车一路护送李根程他们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孤儿院。
领取婴儿的过程如同默片
火车到达洛阳车站的时候，发生了一段插曲。
由于停车只有5分钟，50个婴儿仅靠10个阿姨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下车，列车长让李根程和其他阿姨先下车，把孩子留在车上，然后，通过广播发出通知：“所有的军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到母婴车厢帮忙。”
厚厚的火车车窗徐徐升起，一双双手将婴儿从车厢中递出来，李根程他们在外面接。
5分钟后，婴儿交接完成，火车正常出发。月台上，人们响起了掌声。
送李根程的军车一到洛阳的白马寺孤儿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养父母们就开始来接孤儿。
这一过程就像第一代电影“默片”，没有声音——温州弃婴们一个接着一个，呆呆地被养父母抱走。
那天，李根程站在白马寺孤儿院的大门内，她看见，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对丈夫说：“这闺女，真俊。”
就这样，李根程完成了第一次护送孤儿的任务。此后，她又10次送弃婴到河南求生。
50年后 当年的弃婴南下温州寻亲
“他们有过不解，有过怨恨。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后，他们不再怨恨，而是感激。”
松糕松糕高又高；我请阿叔吃松糕。 松糕厚，送娘舅；松糕薄，冇棱角；松糕实，迎大佛。
……
2008年，洛阳龙门石窟外。一个稚嫩的女童音唱起了温州童谣《送松糕》。
龙门石窟的菩萨像前，一个温州弃婴长跪不起，她想找到自己远在温州的生父。
这同样是电影《血缘》的片段。
陆建光在筹拍《血缘》前寻访过很多弃婴，做了整整一本笔记的他说，各种巧合让这帮被送到中原收养的温州弃婴相互认识，命运又让他们成群结队回来找根。
采访中，都市快报记者试图去归纳这些弃婴为什么回来寻根，陆建光笔记中的一段话或许让我们有所认识。
“孤儿们后来得知自己是弃婴，而非孤儿时，他们有过不解，有过怨恨。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后，他们不再怨恨，而是感激。他们深知个人的命运和家国命运一脉相承。”
编号002853的保健证
2010年9月25日清晨，两辆河南牌照的卧铺车飞驰在回浙江的高速路上，车上熬了20多个小时的旅客一觉醒来，窗外的水乡景致还是让他们感到新鲜。
车终于要到温州了，还是沿着50年前去北方的路址，不过之前的马路如今已变成高速公路。车上载的72个人都是当年的温州弃婴，此前这些人互不相识，但为了寻亲，他们或隐瞒亲人，或放下工作相约到温州来。
刘慧珍放下煤炭运输生意，作为团长带队来了。除了喂奶养她长大的嫂娘外，家族是一片反对声。
另一个“弃婴”杨金绸躲着八旬养母，拿着从邻居家借来的500元钱，撒谎说要到县城办点事，来寻亲团报到的，两个上大学的孩子鼓励最终给了她信心。
如今快回家了，能否找到亲人，这些当年的弃婴内心忐忑不安。
在卧铺车上，杨利丽不停地翻看着一张保存完整的孤儿信息，信息上写着：周金锋(温州儿童教养院给杨利丽取的名字)，浙江温州人，出生于1955年12月或1956年，1958年与家人失散。
杨利丽还保存着当年教养院给养父的回访信，并留有当年的两寸照片和温州市卫生局监制的《儿童保健证》，编号为002853。
杨利丽说，自己无疑是幸运的，有个知书达理的工程师养父，将她的一些档案保存下来，为随后找亲生父母，缩小了范围。
更多的人，因为信息遗失，失去了寻找方向。
最后一招：DNA鉴定
很多温州弃婴在和亲人相认后，都迈不过DNA鉴定的坎。
“找到了，人家只要愿意，我不介意不做DNA鉴定。”杨利丽说，很多相认并且逐渐建立起来的亲情，最后因DNA鉴定结果不同，而分散。
几天来，这支从河南来温州的寻亲团中，只有邓海峡一个人在温州组织的寻亲会上找到了疑似亲人。
一次寻亲会结束后，邓海峡和刚刚相认的疑似亲人吴思千约好第二天在温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相见，做DNA鉴定。
第二天，来的还有吴思千的大姐。
由于吴思千的父母去世，只能兄妹间查DNA，医生为了准确，至少还要一个人和邓海峡比对，所以吴思千把大姐叫来。
去验血的那天上午，邓海峡很矛盾，他不想抽，如果是亲人，他怎么办？如果不是，他又怎么办？所有的所有，他都没有想好。
最后，他在爱人张棉鼓励下才来到司法鉴定中心。
医院的走道里，邓海峡和“二哥”吴思千走在前面，张棉拉着“大姐”的手走到后面，只认识一天的两家人说笑着。
邓海峡和吴思千签字、抽血，一个试管殷红的静脉血被抽出，整个鉴定过程持续了不到20分钟。
“你看他们兄弟俩像吗？”邓海峡的妻子张棉私下问工作人员，两个女工作人员看了看说：鼻子以上都像，不过还是要相信科学。
一等50年
2010年9月27日晚，河南孤儿寻亲团在温州的最后一个夜晚，团员们纷纷回到宾馆里休息，他们中的多数人一无所获。
他们说，找到的几率极低极低，有一个邓海峡就很不错了。
暗夜中，弃婴堵艳秋站在宾馆长长的楼道中不肯回房，她对记者说，“我有过恨，但是我现在也身为人母，能够体谅到他们的苦衷。”
50年前，堵艳秋3岁，父亲把她带到一个巷子拐角后说了一句话，“我去那儿，你在这边等一会儿。”
父亲说的“等一会儿”，女孩却整整等了50年，并且不知道结束的尽头在哪里。
那天晚上，楼道中。堵艳秋哭了，她固执地将脸朝向楼道的尽头，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眼泪。
“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虽然没找到真正的亲人，但弃婴董春春不像其他团员那样忧伤，她在温州有一个妈妈，董春春一回温州就跑到福利院工作人员李根程老人的家里。她管李根程叫李妈妈。
董春春和老人李根程的相识是通过一封信。
1984年，一封信从河南省偃师市寄出，寄到了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拆开信笺，信是董春春写的，开头就说写给“故乡的人”。
信上说，董春春的养父母在临死前告诉她：“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并且明确说，她来自温州孤儿院。董春春知道这段身世后，十分怨恨，但随后就想找到自己的亲人。
信中，董春春说，每年洛阳赏花节的时候，她总觉得看花的人群中有自己的亲人，也许这些亲人也在寻找她。
“我是谁？”
温州福利院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段历史，信就这样被转到李根程手上。
李根程一看信件，顿时明白了一二。
老人还记得董春春在那封信的最后写道：“现在生活好了，我就想知道我的父母是不是还健在，家里还有谁？我是谁？我想他们啊。”
跟都市快报记者复述这句话的时候，老人有些哽咽。她意识到：“送出去的孤儿想回家了。”
这些年，李根程时常到洛阳寻找这个或者那个当年弃婴的下落。一次无意中，她帮助一个河南孤儿和一个温州家属相认。这让老人看到了希望。
陆建光说，如果说50多年前，李根程是为完成党的任务送这些孩子北上求生，是给孩子一次生命，那么她后半辈子则是在完成一种自我救赎，也在救赎这些想回家的孩子。
母亲的秘密
2010年9月27日，陆建光的片子《血缘》终于在温州市鹿城文化中心首映，观众便是当年送到河南去的72个弃婴。
片子感人，没放到一半，下面就哭成一片了。
靠前排坐的，当年的一个弃婴靠近李根程的耳朵，悄悄说：“妈妈，妈妈，你看电影那个孤儿院阿姨就是演你啦。”
观影后，交流环节，很多观众几乎是流着泪讲自己的观影感受，这让陆建光心里落下了一块石头：“他们还是认可的。”
新闻到这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横生枝节。
一天，陆建光出差回到温州的家，吃完饭后的他被母亲叫到饭桌边。“片子看了，不错，我也流泪了。”
随后一句话让陆建光默然了——母亲淡淡地说：“我们家也有孩子被送走。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是我的兄弟和妹妹。”
有的时候，陆建光站在温州的街头会有幻觉：擦肩而过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的亲人呢？
母亲说，送走的那个弟弟长得白白的，眼睛很大，很可爱……（来源：都市快报）
